农民从身份过渡到职业-【新闻】太白紫堇

“农民”：从身份过渡到职业

从千方百计的减负到直截了当的免赋税，正如许多评论所指，这不仅是在税率上的量的差异，更是平台转换的质的区别：久治不愈的“搭车收费”失去了赖以寄生的宿主。但是仅仅把农业税的取消看作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孤立举措，仍将是片面的，更是短视的。 取消农业税可以成为“农民”从“身份”过渡到“职业”的起点。换言之，最终消灭城乡差别需要打出一套组合拳，而取消农业税正是这套组合拳风生水起的第一招。 农业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但是吃饱穿暖是人类最基本层次的要求，所以农业必不可少。因为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国民在收入水平上与他人自然会有一个落差。如果无所作为，听任这个落差存在和扩大，则农民必将被赋予逃离农村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必然导致一个无可回避的两难尴尬——或者是农村在行政强制不足时不断“空心化”，即乡村的精英阶层会选择逃离农村；或者是农民在足够的行政强制下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又会形成事实上的“区别性国民待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农民鸣不平，跟俯视性的“悲悯”全然不同。“悲悯”在这里，如同在许多场合下一样，只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恶俗而矫情的姿态，因为在宪法中并无任何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条款的前提下，针对农民的任何歧视性规定和对待都给我们自己预留下了遭受歧视的空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事实上一般国民待遇的最终实现，将是全体国民公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前提。所以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是经由国家的适当安排，使得这种收入落差获得充分的限定。 的确，这种限定不必把严格的均衡作为目标。严格的均衡根本没有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过分巨大的贫富差距并非必然威胁社会稳定，比如比尔？盖茨的存在非但没有对美国社会构成威胁，反而是盖茨令人眩晕的巨额财富对一般美国民众的致富努力构成强烈的牵引，是盖茨对公益的热忱使得盖茨成为富裕阶层的新版楷模。真正对社会稳定具有不容置疑负面作用的，一是基于身份歧视的贫富差距，哪怕这个差距不是太大；二是有庞大人口的生活水准超出了相对贫困的范畴，径直跌到了“尊严和体面”的限度之下。限定措施的终极目标，应当是逐渐使“农民”完成从“身份”向“职业”的过渡，即“农民”最终不再是一种针对部分国民的局限性身份，转而成为一个可供全体国民选择的普通职业之一。 中共中央于2月8日公布了时隔18年后的又一份一号文件，即《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中央文件完成了定性。短短26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要求“从今年起……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政府工作报告完成了定量。这一明确而刚性的规定，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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