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庭厨房变身公共食堂

几个月前，很少在家做饭的王冉总算找到了让她满意的“吃饭的地儿”——别人家的厨房。

作为北京一家软件公司的白领，每天的工作压力让王冉对一日三餐的标准有着更高的要求，希望吃到更加干净、可口的饭菜成为她心中所盼。在成为别人家厨房的常客前，这个北京姑娘填饱肚子的方式大多数是依靠外卖或到附近饭馆就餐。

正是安装在手机上的一款APP，改变了王冉“舌尖上的生活”。

这一APP提供了人们共享家庭厨房的平台，将热爱烹饪并且时间充裕的“民间大厨”和时间紧张但又追求较高饮食质量的人群对接。于是，小小的家庭厨房便有了成为公共食堂的可能。

而能够实现这一可能的APP目前已为数不少。除了“妈妈的菜”和“蹭饭”等数款手机APP之外，在更早的时候，微店、淘宝等网购平台早已涉及网络自制品的售卖。

吃的不只是“情怀”

“妈妈的菜”和“蹭饭”等几个家庭厨房共享平台都是以共享厨房模式进入市场，谈及为何选择这种模式的时候，它们的创始人均在公开场合谈到“情怀”二字。

连续创业8年的胡笃盛，上一次创业是一款与“蹭饭”类似模式的“阿姨厨房”，由于模式尚不成熟导致项目停止。如今，再出发的胡笃盛，依然选择这个行业，不仅是看好其前景，同时他也想为退休在家的老年人增加一点收入。

“妈妈的菜”创始人韩迪是一位“80后”，他已经是第二次创业。当他还是一名上班族的时候，一次跟同事吃午饭期间，同事随口一句“如果周围小区的阿姨能够给他们提供午餐就好了”，让韩迪看到了商机。

然而，对于王冉而言，“在家吃饭”的情怀固然是她所看重的一方面。“吃了那么多家饭馆的菜，感觉都有一种固定的味道了。相比而言，我还是最喜欢妈妈做的菜。”

不过，她同样在意的，还有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3月的某一天，王冉提前预定了一家连锁饭馆的外卖，本打算用10分钟时间解决温饱问题，再更好地投入繁忙的工作中。

可正在她狼吞虎咽之际，突然发现米饭中有一只蟑螂，王冉于是立即冲到厕所，将之前所吃的饭菜全部吐出。

不过，在王冉的视野里，这还只是一件“不那么严重”的小事。

虽是年轻人，但从平时的新闻中，她也积攒了一些对于食品安全的忧虑。“一些知名国际连锁的快餐店都被查出过使用过期肉”之类的消息，和另一些食品安全事件里出现的三聚氰胺、苏丹红等化学名词一起，刷新着她的认知。

相比餐馆里的食物，王冉认为，“产自别人家厨房”的食品，多少因为距离不远，有了一份信任作为保障。

但事实上，在刚开始使用家庭厨房共享平台这类软件的时候，她也有过一丝疑虑：餐馆有政府相关部门持续监管尚且出现那么多问题，而家庭厨房的监管似乎要更弱一些，能吃得放心吗？

如何证明一份“良心食品”

王冉的这丝疑虑只是一闪而过，并不妨碍她继续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私家美食。

除了一日三餐，王冉之前也品尝过微店上的，来自“民间大厨”的作品。

王冉经常光顾的一家微店的“民间大厨”名叫杨阳。在国企上班的她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在平日闲暇的时间会做一些甜点。

原本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烘焙爱好者，哪知在朋友圈里“上图”展示后，也有不少人问她“在哪买的”。于是，杨阳在朋友圈里卖起了甜点，之后她又转战微店，以便“规模化”。

身为个体美食制作者，杨阳的微店除了收到来自顾客的评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渠道的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杨阳的微店不重视“吃得放心”这回事。恰恰相反，几乎在每次销售中，她都把制作流程拍下来挨个发给顾客，力证自己的糕点是“良心产品”。

“最多的一次，一天之内给十几个客户挨个发制作流程(的照片)。”她说。

除了用传给顾客的照片展示糕点的制作过程，杨阳还主动提及了一些蛋糕店的“秘密”。

“很多蛋糕店都不会主动标注糕点的配料”，她言语里颇有自信，“而且听说很多连锁糕点房都是用植物奶油与天然奶油二者相勾兑出来的奶油来做蛋糕，而前者食用过多会对人体有不良影响。”

杨阳称，自己微店里使用的黄油、牛奶等原料都是自行采买，奶油也是选择成本相对较高的天然奶油。

来自家庭厨房“民间大厨”的诚意通常是让王冉抛弃对监管问题疑虑的主要原因。现在，她已然把家庭厨房当成了公共食堂，隔三差五就通过软件预定附近家庭厨房的各种美食。

“最喜欢的是同一小区赵阿姨做的拿手菜——可乐鸡翅。”她笑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安全意味

但把对家庭厨房的监管忧虑放置一边，并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尤其是当一些家庭厨房面对的已经是为数不小的群体时。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不少家庭厨房经营红火。以一家于今年9月12日注册成功的家庭厨房为例——第一个月营业量就将近300单，收入超过8000元，刨去一系列成本，纯赚四千余元。

对于提供家庭厨房共享模式的平台而言，也希望能从培训、包装等方面，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但在一些传统餐饮业人士看来，得益于互联网发展的这种新型餐饮模式显然存在漏洞。

从业十余年的厨师张伟(化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进行了一番对比：“饭店的卫生是有一套管理制度的，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负责人过来检查，一系列的许可证办理起来相当麻烦，还要定期更新。而这种家庭厨房共享模式几乎没有制度约束，食品卫生安全很难保证。”

在缺乏外部的监督与约束的情形下，更多的家庭厨房打出的是“自律牌”。也正是这张“自律牌”，吸引了像王冉一样的顾客。

今年十月下旬，在北京朝阳区阜通东大街的一家小区里，来自安徽的赵玲玲和她的男友的家庭厨房已经迎来了将近2000名顾客。即便是在不那么繁忙的周末，有时仅仅一个小时内，赵玲玲的手机也会3次响起提示音“您有一个新订单”。

她说，若在平日上班的时间，中午的时间订单比较多，平均一天能接到二十多单。如果家中来吃饭的顾客不多，赵玲玲还会“送一个汤”。

在成为家厨前，赵玲玲一直从事的是餐饮类的工作。如今，借助手机客户端，她在家里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面”。

为了赢得顾客的信任，赵玲玲称，每一次做完饭后自己“至少收拾半小时”。为了保证厨房的干净整洁，她将墙上贴好保鲜膜，每日一换。

“油盐酱醋都是在正规超市选购的，大可放心。”赵玲玲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有的家庭厨房甚至宣称自己从更远的老家带来食材，“自己种的花生，自己榨油，吃得更放心。”而与顾客“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他们看来也无异于是最好的“食品安全检测方法”。

喜忧参半

不过，能打包票的，只是自家厨房。对于王冉这样的食客而言，更多的评判也多是来自于直观感受。

北京退休职工吴华(化名)虽然是家庭厨房的厨师，但对薄弱的监管多少有些担忧。

“每家的厨房都不一样，我可以保证自家厨房的安全卫生，别家厨房我可不确定。就算平台每隔一段时间就派人上门审查，可那么多家厨房，很难做到统一标准。”

退休职工人群是家庭厨房共享平台看好的“目标厨师”。而吴华被招揽至其中，也是因为他在小区门口看到了一群工作人员，他们的广告词让吴华动了心：“将自己在家做的拿手家常菜放到网上卖，工资可以超过白领，甚至可月入万元。”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吴华申请成为一名家厨。一周后，平台审查人员来到他家中查看卫生条件，告知他卫生条件过关后会再来一批人拍摄他做饭的过程并品尝菜品，而后只要办好健康证，家庭厨房就可以“开业”了。

半个月后，吴华的厨房终于可以接受订单了。但他透露，除了之前的两次上门核查，开业后没有工作人员来进行例行审查，平台对家庭厨房的监管措施进行得不是很到位。

和吴华一样，高琪(化名)也是一名已经退休的家庭厨房厨师。

她跟随子女来到北京生活，空闲的时间较多，来到北京后也不熟悉周围的人，所以儿子就帮她注册了一个账号，希望可以让她的生活不至于太无聊。

就是在高琪家中，王冉的朋友李文华吃到了“家乡的味道”：糖醋小排、牛肉锅贴，饭后又配了一碗甜甜的赤豆元宵。

此后，这位5年前从南京到北京工作的“北漂”只要条件允许，都在高琪家中吃饭。而且，不仅以叫外卖的方式消费，还经常和高琪边吃饭边聊家常。一来二去，两人成为忘年交，家乡风土人情由此成为“主菜”，餐桌上的美食倒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见习记者 管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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